民族独立的热情异常高涨，几乎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将其摧毁。南美洲人是最先起来反抗维也纳会议作出的反动决定的民族，希腊人、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以及其他许多弱小的欧洲民族紧随其后。整个19世纪都被各地的独立战争占满了。

“如果维也纳会议后各国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一系列措施，19世纪的欧洲历史可能就是另一副模样。”但这么说是毫无意义的。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人刚刚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，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他们都活在恐惧和接连不断的战火中。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给欧洲带来“和平和稳定”，他们觉得这才是人民所需要和渴望的。他们就是我们称之为反动势力的人。他们始终坚信百姓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。

于是他们对欧洲的版图进行了重新规划，好像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欧洲的长治久安。他们失败了，但他们的初衷并非出于恶意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老牌学校毕业的，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那种安宁快乐的生活，他们很想回到那一时期。但他们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革命思想已经在欧洲根深蒂固，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。这是一种不幸，但并不是什么罪过。法国大革命不仅给欧洲上了一课，也给美国上了一课，教会他们人民拥有“民族自决”的权利。

拿破仑从来没把任何人、任何事放在眼里，因此在对待百姓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时，他表现得非常残忍。但在大革命早期，一些将领向民众宣扬了一种新思想，那就是“民族无关政治界限，也不受圆颅骨或宽鼻梁的外貌限制。民族来自人们的内心和灵魂深处”。所以，当他们在教导法国儿童法兰西是如何伟大时，他们也鼓励西班牙人、荷兰人和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。很快，这些卢梭思想（他相信原始人拥有高尚的美德）的拥护者便开始挖掘历史，在封建系统的残骸下找到这些伟大民族的尸骨，他们猜测自己就是祖先弱小的后代。

19世纪上半期是考古大发现时期。各国历史学家都忙于出版中世纪纲领和中世纪早期的编年史。这么做的结果，是每个国家都为自己的祖国感到无比自豪。这种感情的产生很多时候是因为扭曲了史实。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，事件本身真实与否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人们是否相信它是真的。在大多数国家中，国王和他的臣民都坚信他们的祖先曾取得无比辉煌的成绩，且声名远播。

维也纳会议却没那么多愁善感。为了将本国的利益最大化，会上的几名重量级人物将欧洲版图进行了分割。此外，他们还把“民族感情”和其他危险的“法国革命思想”一起列在禁书上。

但历史不会趋炎附势。因为某种原因（可能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，因此没能吸引学者们的关注），在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中，“民族”似乎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那些试图阻挡这股潮流的尝试，都会像梅特涅想要阻止人们思考一样，以失败告终。

奇怪的是，矛盾首先产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——南美洲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，南美大陆的西班牙殖民地曾经历过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。当西班牙国王被拿破仑皇帝送进监狱时，他们仍然对他无比忠诚。1808年，拿破仑任命他的哥哥约瑟夫·波拿巴为西班牙的新国王，殖民地的人民拒绝承认王位的合法性。

事实上，南美大陆上唯一一块深受大革命影响的土地就是海地岛，即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所到达的地方。1791年，法国国民议会突然宣布，海地的黑人同胞有着和白人统治者同样的权利。但很快，他们就宣布收回之前作出的承诺，这导致了黑人领袖杜桑·卢维杜尔和拿破仑的妻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多年的苦战。1801年，杜桑·卢维杜尔应邀前去拜访勒克莱尔，商讨和约的条款。

出发前，他得到法国人的郑重承诺，自己绝不会受到伤害。杜桑·卢维杜尔相信了白人的承诺，被带到船上，不久便死在法国的一座监狱里。不过，黑人们仍旧取得了独立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。他们为南美洲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，凭借不懈努力，他把自己的祖国从西班牙统治的枷锁中解救出来。

1783年，西蒙·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出生，随后到西班牙接受教育。他曾去过巴黎，亲眼目睹了革命政府是如何运作的。后来他又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，接着便回到了祖国。当时，国内对宗主国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，人们已经开始采取具体行动。1811年，委内瑞拉宣布独立，玻利瓦尔成为革命领袖之一。但不到两个月，起义就被镇压了，玻利瓦尔也逃跑了。

在之后的5年里，玻利瓦尔领导大家进行了一场注定失败的革命。他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，但如果没有海地总统的支持，他不可能获得最后一次远征的胜利。此后，南美大陆各地相继爆发起义。显然，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，西班牙是不可能把所有起义镇压下去的。于是，它请求神圣联盟出面帮助。

这一举措让英格兰十分担忧。英国舰队已经取代荷兰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贸易海运代理商。他们希望从南美独立的革命浪潮中狠捞一笔，还希望美国能够出面干涉，但参议院并没有这样的打算，就连众议院中也有很多人表示美国不应该干涉西班牙内务。